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创造了“中国奇迹”。但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和“以需定供”的能源供应模式，导致国内能源开发规模与强度急速扩大，能源消费急剧增加。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国家支持光伏等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地，光伏等新能源并入电网的“最后一公里”政策有了新突破。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新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到2015年，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3.9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加上核能4000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合计4.76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1.7%。

　　然而，发展可再生能源，路阻且长。譬如，技术和经济性仍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管理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适应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需要；尚未建立能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等等。如何突破上述瓶颈？亚洲开发银行高级能源顾问沈一扬博士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

　　沈一扬目前主要工作是在亚行相关贷款及股权融资项目中推广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及碳融资相关工作；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能源环境处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机制方面工作，及其这几方面相关政策，经济社会和环境分析与评估。在中国、日本和荷兰的能源环境及金融领域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包括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政策、投融资、技术推广等等。

　　屋顶光电站短期难发展

南方日报：中国光伏业如何突破困局？答案在屋顶。今天，在政策上已经突破了屋顶发电并网的障碍，你认为短期内个人屋顶光伏电站市场是否会将爆发？请解释下为什么。

沈一扬：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现有的电网管理模式仍然对屋顶太阳能存在制约，短期内个人屋顶光伏电站市场很难有大的发展。

　　此外，在不考虑常规能源外部环境成本的情况下，除太阳能热水器外，我国绝大多数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热力、液体燃料产品的成本均高于常规能源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尚不具备自主商业化发展能力，限制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同时，在可再生能源市场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障碍，如多数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导致产业发展的大起大落。

　　南方日报：如果居民大规模申请，电网在技术和费用上是否承受得了？

沈一扬：目前如果针对户用系统，在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仍存在瓶颈。但对于城市中的小区，区域分布是能源特点，乡镇级别形成一定规模的新能源电站，如风电、地热，等等，个人认为已经到了适合的时机，且应该有非常大的前景。

　　南方日报：我注意到，对于屋顶光伏电站，目前市场都在强调需要依赖财政支持，提高电价的补贴。这是否意味着光伏发电在技术上更需要突破，譬如说转换率、储能、智能电网、标准制定等关键技术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你有哪些建议呢？

沈一扬：我认为，任何商业模式都不能只依赖于补贴。还是要进行技术创新。

　　尽管我国在新能源利用关键技术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无论技术研究水平和科研投入水平，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自身基础研究薄弱，创新性、基础性研究工作开展较少、起步较晚、水平较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研究支撑平台，缺乏清晰系统的技术发展路线和长远的发展思路，没有连续、滚动的研发投入计划，用于研发的资金支持也明显不足，导致国内大部分企业的核心技术均来源于国外，技术上的受制于人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具体而言，我国可再生能源制造业体系仍然薄弱，配套能力不强，具体表现是：在技术上，我国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水平，产品缺乏竞争力，在关键工艺、设备和原材料供应方面，仍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国外技术的垄断，如大型风电机组的轴承、太阳能电池的核心生产装备、纤维素乙醇所需的高效生物酶等。

　　亟待进行重大制度创新

南方日报：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障碍逐渐显现，譬如，风电并网难，石油企业对生物液体燃料纳入成品油流通体系缺乏热情，制约了生物液体燃料产业的发展等等。在你看来，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推动电网建设，有效传输和消纳可再生能源资源发电的体制机制，需要做哪些创新？

沈一扬：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为了新能源而新能源，目前已有的能源，包括天然气，已有的技术，包括分布式相关，都应尽量扩大规模。针对新能源应用，首先应该给予电网更加系统化的激励机制，从而能设计出更加低碳的可以实施的促进新能源的机制。这也更利于全产业链的发展，技术类的应用例如储能等将通过市场机制的倒逼进一步促进。

　　南方日报：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已经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强制上网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和专项资金制度等多种制度。但现实中，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力度并不够，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需要怎么做？

沈一扬：电网，电源，油气等不同部门间应该共同协调，共同制定能源发展战略。

　　以我国可再生能源为例：它技术种类多，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多种技术，且各类技术均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来自经济、技术、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产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问题和消纳问题凸显，仅靠常规政策手段来解决上述多方面的问题已很难奏效，唯一的出路是必须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一套能有效调整各方利益，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推动电网建设，有效传输和消纳可再生能源资源发电的体制机制。

　　南方日报：总的来讲，可再生能源面临哪些挑战？

沈一扬：技术和经济性仍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管理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适应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需要；尚未建立能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等等。